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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对于何为宪法实施，历来有不同看法，本文是在宽泛意义和变法思维的基础上使用这一概念的。

它要求立法主体、上级立法监督主体以及司法主体对其所起草、备案审查或适用的法律规范与宪法的一致性进行判断、审查与核实，以此保证宪法的遵守和实施，维护法制的统一。国内的相关研究忽视了政府的作用，没有清楚地认识该制度的功能定位，在研究方法上存在描述性与规范性的混同。

（二）对弱司法审查制度的功能定位不甚清晰 一般而言，保障公民权利和维护法秩序是司法审查制度的主要功能。因为目前在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之外，还没有法律规定其他主体可以进行合宪性审查，而按照法无授权即禁止的公法原理，合宪性审查工作体系化就成了一种违宪的做法。在我国，落实宪法中的基本权利条款虽然也是实施宪法的重要内容，但至少在当前阶段，它还不是我国实施宪法的中心任务。然而，当我们在规范层面利用这一概念来指导构建本国宪法实施制度时，就必须慎之又慎。具体来说，在与政府的关系方面，如前所述，政府发布一致性报告的目的是希望议会注意到法案中可能存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问题。

然而，国内学者把法院和议会作为弱司法审查制度的主要研究对象，忽视了政府的作用，有以偏概全之嫌。具体而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发展国家各项事业、国家工作人员积极有效的工作在性质上属于对宪法的程序性实施，它们丰富了宪法的内容，但不能保证宪法的规则、原则与精神在其中得到了正确实施。[37]其次，四十年的改革征程，在追认式立法的推进中，大致实现了蓬勃发展中的和谐稳定。

当宪法失去了对改革的预见性时，因改革而带来的宪法修改，不止是为了认可和推动改革，也是为了完善和发展宪法，以确保宪法在新的社会条件下继续保持生机和活力。这决定了：改革是宪法的先声，宪法必然要对早期的改革成果予以初步总结和确认，同时又必然包含着对未来一定时期改革目标的设定以及改革发展趋势的前瞻，因而其中有不少的规定都显得相当超前和宽泛，以为改革留下广阔的空间。[11]而正是这种预见性，确保了在改革初期，宪法与改革在价值追求和具体内容上的高度一致，宪法不仅在确认改革的成果、总结改革的经验，而且又以自身的最高法制地位和引领功能反哺于改革大业，从国家根本法的角度推动和保障着刚刚起步的改革不断走向深化。而现行宪法的确也对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作了充分回应。

然而，这只是从改革动力角度出发的常规认识，若从改革内容和宪法规定的关联看，还可以发现：由于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属性差异，使得1982年宪法对这两个方面的预见性亦存在相当大的差别。陈建，郑州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反而是作为改革产物的宪法，因其具体条文失去了对相关改革的预见，因而在实践中日益暴露出不足，使合宪性与正当性之间出现了偏离，这正是违宪的改革会被认为是良性的原因。[36] 对局部修宪的更多分析，可参见苗连营、陈建：《宪法变迁的路径选择——以我国现行宪法文本为分析主线》，《河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7期。健全国家机构的组织体系、领导体制，规定公民广泛的基本权利与自由等等。这种修宪与改革时序的变化无疑有利于将宪法共识向改革共识转化，或者说是通过宪法共识来凝聚改革共识。

[7] 刘松山：《当代中国立法与政治体制改革关系的演变》，《学习与探索》2012年第7期。然后，从理论维度对宪法与改革的关系进行梳理，论证改革是实施宪法的一种形态，藉由宪法修改将改革共识向宪法共识转化，从而实现了改革与宪法之间的良性互动。它揭示了改革在先、修宪在后的制度变迁事实，也阐明了改革接受实践检验、由宪法审慎予以追认的制度变迁路径。[9] 肖蔚云：《宪法与经济体制改革》，载于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西南政法学院教材编审会编：《宪法与改革》，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页。

[8] 蔡定剑：《宪法精解》，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73—74页。[7]如果没有文革后系统总结和反省建国后的历史经验教训，并试图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而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心和行动，就不会有现行宪法的诞生。

这种明显挑战传统法理的改革实践，给中国宪法学带来了理论上的巨大困惑。重大改革也只有在宪法层面取得共识，才能为其提供强大法治动力和保障。

[17]因此，宪法因改革而修改，为改革而背书，是宪法丧失规范性的表现，是背离了规范立场和学术自主而服膺于政治现实需要的工具性仪式。它既承认现实的合理性，也注意到现实与规范的不一致。如论者所指出的：在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背景下，改革应该是修法。改革与宪法是派生、共进的关系，宪法是改革的产物，对改革具有一定预见性。[36] 尤其是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思路和单向度、碎片化改革的局限，在不争论的实用主义指导下，始终难以避免脱法治的痕迹，并在实践中容易造成片面强调改革而轻视法治的倾向。值得提及的是，时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张德江同志曾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取得的巨大成就，都离不开宪法的保证和推动，在一定意义上说，都可以看作是宪法实施的结果。

确认现实的‘良性，是说现实具有合理性，承认现实中蕴涵着‘规范的成分，‘违宪即是承认规范本身的价值。只不过这滞后性受到制宪时认识水平和预见能力的影响，其显露的过程和周期会存在差异。

而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代，则通过宪法修改和宪法实施，将宪法共识转化为改革共识，从而推动全面改革，助力国家建设。改革先行，立宪随后，这一历史逻辑决定了改革与宪法如影随形、相伴而生，宪法既是改革的产物，又是改革的动力和保障。

[38]以前，立法总结改革经验，现在，立法论证改革决策，在立法与改革之间，出现了一个位次上的前后调换：立法由对改革的事后确认转换为事前引领。改革是在行宪，行宪亦是为了改革。

[4] 除了良性违宪概念首倡者的郝铁川教授，张千帆教授也认为：当代经济改革的‘合宪性从一开始就是有疑问的。此外，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国家治理 引言 现行宪法自公布施行以来，因其自身蕴含浓郁的改革属性和服务改革的实践特质，而获得了改革宪法[1]的称号。在这个意义上，改革与宪法的派生、共进关系，亦决定了深化改革与宪法修改之间的如影随形、相伴而生。

改革与法治，两手都要抓，早已成为推进现代化国家建设的基本共识。在多数学者眼里：宪法本质上是法律，具有法律的一般特征，它虽然产生于政治需求，调整政治现实，但一旦形成为宪法规范后，便具有控制和制约政治权力运行的功能，体现制约公权力的精神。

改革并不违反宪法，改革是为了实施宪法。接着在对刚刚完成的第五次修宪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展望新时代宪法与改革关系的发展趋势，认为宪法修改承担的应是将宪法共识向改革共识转化的使命。

[5] 无意识框架的说法，来自侯旭东教授对在历史研究中出现的，将专制视为描述自秦至清帝制时代的中国政体的传统论断的批评。宪法修改因此具有完善和发展宪法、认可和推动改革的双重意义。

[33] 栗战书：《在深入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宪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大》2018年第4期。强调完善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可以说，宪法在起草的时候是看到了改革的形势，估计到了改革的前途的。这些在无形中都进一步加大了改革与宪法之间的张力，也迫使我们在改革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后，反思并调整改革与宪法关系的调适机制，以更加彰显宪法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提供有力的宪法保障。

而且，本次修改所通过的22条修正案，几乎全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与以往四次修改集中于经济领域表现出明显不同的侧重，从而彰显了宪法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规范、引领、推动、保障作用。其实，与其说学者们对政策性修宪充满忧虑，毋宁说他们是担心历来主导国家建设的改革话语会成为现实力量轻易突破宪法的借口，由此使得宪法在现实面前无足轻重甚至不堪一击。

[27] See Charles A Kelbley. Are There Limits To Constitutional Change? Rawls On Comprehensive Doctrin-es, Unconstitutional Amendments, And The Basis Of Equality. Fordham Law Review, 2004,(3). [28] 值得一提的是，肖金明教授基于新中国宪法发展史的阶段性特征，将新中国宪法分为建国（建政）宪法、改革宪法和复兴宪法，并认为新时代宪法将是一部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优势的复兴宪法。当宪法具备对改革的预见性时，改革就是在实施宪法，改革与行宪是合一的。

比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现国家根本任务的转移。作为中国宪法修改的核心精神，[26]改革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宪法在修改时不得违背，而只能去引领、推动、规范和保障的目标。